“人，是一种复杂而矛盾的，而且欲望膨胀，一如书中所描写。”

知道这本小说，是我做诺贝尔文学奖书展，一眼看到这个书名，我的名字就叫红啊。当时便想，这是一本讲什么的书呢，会取这样的一个书名？诺贝尔文学奖的书，在我脑海里的印象是主题比较非主流，内容比较艰深，寓意着人性的某个方面，读来是比较生涩的。但是这么一个名字，貌似过于浅显，也许是译注的原因。等终于找着时间，断续读完了，确实，这对我来说，是一部很深奥也很生涩的书籍，但是，我依然不明白为什么这部书名叫《我的名字叫红》，里面每个章节都是“我是XX”，“我叫XX”，倒是有一节是书名，但相比红来说，“我是黑”的章节多多了，“黑”虽然不算文章里矛盾冲突的人物，但也算是一个贯穿所有人物旁观者了。或许“红”在伊斯兰教里有很深远的宗教意义吧，只是我不懂得。

这是一本里面处处是真主安拉的伊斯兰教教徒书籍，说来这算是我接触的第一本跟安拉那么紧密的书籍，之前接触的穆斯林的葬礼，我会把它归类到爱情小说里去。而这一本书籍，我真真感受到跟宗教是如此紧密。里面都是细密画家追随安拉的脚步作画，矛盾冲突也是传统的画法还是效仿法兰克的画法才是安拉允许的画法，或者说是不背叛安拉的画法。书本里有很多宗教语言，真主安拉，魔鬼撒旦，死亡，灵魂，甚至是“红”，“狗”，“树”都是用宗教的意义描述出来。这让我这种对宗教一无所知的人感受极其的神秘，也极其深奥。

这本书的叙述方式很特别，因为每个章节都是“我是XX”，“我叫XX”，所以叙述者是不断地变化，虽然如此，但是并不凌乱，很多时候按时间接驳得毫无缝隙，就像接力赛一样，每个人都成是主角。因为不停变换叙述者，而且叙述者不单是生者，还可能是死者，或者是一直狗，一颗树，甚至是一种“红”颜色，于是可以很顺畅地摆出各种艰深的东西，有条不紊，一点都不突兀，甚至是颇为有趣。读来便会不停地想，黑怎么看这个问题，姨父怎么看这个问题，谢库瑞呢？其他人呢？姨父以为黑是这样的，其实黑并不是呢……这样交叉又发展的，读来确实很有趣。想来作者真真是厉害，那么多的叙述者，他竟然不会凌乱。

这本书主要通过细密画家在细密画风受到冲击的时候，所表现出的种种来描述宗教与人性，原本应该是非常生涩的，但是作者一开始就因为冲突而制造出了一起命案，中间又发生一起，而且凶手在第四章就作为叙事者出现了，他一会以原身出现，一会以“凶手”身份出现，而以“凶手”身份出现的时候，没有留下什么线索，就让这本书类同于悬疑小说，让读者很有追踪挖掘凶手的欲望，起码我在阅读的时候花了一半时间在猜测凶手是谁。我想这也是作者的高超之处，要把一些宗教人性的东西描写得有趣，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不过不知道是不是这本书描述了太多宗教的东西，比如死亡啊，灵魂啊，让我这个无宗教主义者看着特别抑郁，原本想一口气都完，去追究凶手是谁，无奈读得实在是痛苦不已，于是一再放下来，让自己心情平静得足以接受，才又拿起来，就这样断断续续，最后才得知凶手就是我一开始就猜对了的橄榄，只不过是奥斯曼大师的干扰，让我偏离了判断。大师是一开始就知道凶手是谁吧，只是他知道橄榄是心底里最为继承他认同的传统画风的一个，他才想保住橄榄，而牺牲他认为的背叛者吧。

人，是一种复杂而矛盾的，而且欲望膨胀，一如书中所描写。

“懦弱的人总是在自己的周围找不到一个适合的栖身之地，总是幻想别处有属于自己的生活，生活在别处的自己，不是如生活在此处的自己那么无能懦弱，别处总是没有丑恶，生活在别处总会如心所想，但是，别处在哪里？”

生活在别处，这是一个经常使用的语句，不知道自己懂还是不懂，而且，一直以来虽然心有兴趣，却未曾找寻这本书来看一看，而且很主观以为，这是一部很晦涩艰深的书本，有时不知道为何，没来由得主观。如今，断续翻完这本不算厚的书，倒是觉得这是一本有趣的书，然而或者因为文化的因素，不觉得深涩，却没有那种深入骨髓的感受。按理，这本书应该比阅读的前一本《乌泥湖年谱》要深奥得多，也有名得多，但是正如曾经看过的一句话所言“我们都是孔子的徒子徒孙”，虽然不曾经历那些过往的年代，但是读起来就懂，能够彻骨体会，会痛，而虽说人类感情都是相通的，但对国外的一些文学，最多充其量说能感悟一点点，却无法做到哪怕一点痛彻。

生活在别处里的主人公是一个从小生活优越的，笼罩着所有母爱的孩子，他占有欲及强，或许这都是源于懦弱又好强，生性敏感。他原本是一个思想的伟人，行动的弱者，所以他给自己编造了一个又一个梦境，在梦境里，他是一个强大的行动者，梦里的他能做所有他想做的事情，英勇无畏。他在梦里得到他所有的心里满足，这或许就是“生活在别处”吧。当他在一个弱者身上实施梦境里的他，是那么执拗，甚至有些变态，是一个让人生厌的人。人总是这样，平时越是懦弱，在条件适当的条件下越是专横无理。从头到尾，诗人都是一个可悲可怜的角色，除了梦境，他从来都未曾真正按心所走，他喜欢美人，从头到尾都是，但面对美人，他只有窥视，即使是对他有意思的拍片美人，他也因为害怕失败而寸步不前，即使他的思想活跃得不行。他本意不爱红发姑娘，骨子里就不爱，他嫌弃她丑，然而因为他自认为自己高高驾驭于红发姑娘之上，所以他一直游说别人也是游说自己，他那是高尚的爱情，高尚到凌驾于外貌之上。他明明对拍片姑娘想入非非，只是自己怯懦而不敢行动，却振振有词对白发诗人说，他要忠于他的爱情。他的说辞能感动别人，但自始至终都不能说服自己，所以他对红发姑娘越来越专横，越来越无理取闹，最后甚至因为红发姑娘一个随意编造的谎话而告发红发姑娘与她哥哥，这不是因为他有多伟大，多忠诚于革命，是为了千万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幸福，仅此是因为，他从头到尾都对红发姑娘不爱，他为这种不爱着了一个自认为很高尚的出口。所以姑娘们，千万不要对一个对自己只有百般要求，而没有一丁点付出的男子有所幻想，不要将那种过份的占有欲当作是爱，他不过只是对你的一种利用，如果错把这种专横，占有当作爱，那将死无葬身之地。

书中安排了一节《中年男子》，这是一直对诗人爱护有加的画家，只是这节显得诗人更为一个悲剧的可怜虫的是，这节里揭示，就连红发姑娘，也不是完全地被诗人拥有，不是全身心的从属于诗人，这个跟诗人的“要不全部，要不全无”是完全相背的，只是最后，这个可怜的姑娘爱上了诗人，这或者还是诗人可以宽慰的。作者这样的安排，是加剧诗人的悲剧性格与人生么？还是告诉我们，生活在别处，是永远也不可能在别处，或者说生活永远都是在别处？

书中的另一主人公是诗人的妈妈，这个失去爱人的人一直以强悍的占有的爱包裹着儿子，不能让儿子有半厘米的心的离开，这种人总是扮演着一个可怜的角色，为了做了一切尽可能的服务，你怎么能对我不好？她对儿子实施的其实是一种爱的暴力，让儿子不能挣脱，造就了儿子懦弱虚荣的性格，可以说，诗人的悲剧完全是妈妈一手制造出来的，但妈妈或者从来都不曾理解，自己那么全身心爱他啊，哪里有一丁点想他不好。这种暴力的爱，在我们周围，怕是很多的，虽然没有那么突出，但个个望子成龙，个个以为自己的儿女是天才，以为自己的孩子比世界的一切都美好，他们从来不曾客观地认清一点点，把自己的一切梦想，愿望强加在儿女身上，越是好强的妈妈，对儿女的实施的爱暴力越强，有时想想，这是爱儿女，还是爱他们自己？

生活在别处，懦弱的人总是在自己的周围找不到一个适合的栖身之地，总是幻想别处有属于自己的生活，生活在别处的自己，不是如生活在此处的自己那么无能懦弱，别处总是没有丑恶，生活在别处总会如心所想，但是，别处在哪里？如果不幻想一下别处，那么懦弱的人儿是不是更是可怜的连美好的愿景都没有？人从要有支撑才可以为自己打气，即使在外人看来是很愚蠢的，“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但是自己从来都意识不到自己的愚蠢，所以还是继续生活在别处，为心找一个安放之处。

“还有一点让我感慨的是，近来非洲埃博拉让人惊恐，我很好学地问了一个学医的同事，为什么那么多病源发生在非洲，跟贫穷有关系么？同事告诉我，任何传染病毒的抑制最基本的办法就是抑制病毒源，因为非洲的贫穷落后，导致难于隔离，而疯狂起来。而《鼠疫》这本书发生的年代，法国已经非常好地实行了很科学严格的隔离措施。这样想来，同在一个地球，区别确实相差挺远的。”

一气读完了鼠疫这本书，这是一段时间以来难得的阅读体验。不知道是秋乏令人烦躁，还是本身的心烦意躁，已经相当一段时间都把书读成半拉子了。但是鼠疫，不算多有情节，多有可读性的一本书，却出乎意料地吸引我快速阅读完。每个人都感染有鼠疫，这是文中塔鲁说的一句话，怕是极端赞同，才得以喜欢这本书。

加缪，很早知道的一个作家，但仅此知道这个名字而已，关于他的任何，都没有做过一点了解，知道现在，对他的了解，就是《鼠疫》这本书的译者的一点介绍，说他是一个悲观主义，在这本书里，体现的或者说是一个积极的悲观主义者。从头到尾，没有体现出很激扬，很振奋的场面，只是一个个脚踏实地，面对现实，寻求解决办法人物，无怪乎，加缪是一个著名的存在主义者。

里厄，文中的主人翁，一个普通的医生，他有救死扶伤，牺牲自我的精神，但他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伟大的圣人，书中从头到尾，也未曾有一丝烘托他“伟大高尚”的意思，他仅此以为自己所有的工作就是“为了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是在寻求“实事求是”（我不知道原文是什么词汇，但是凭感觉，这个词是翻译得不那么恰切的，或者只是译者适合国内的一些时令的翻译）。里厄，给我的感觉是，他从头到尾，都是有些抑郁寡欢的（这是悲观主义者的特征么？），但是，他也是从一开始就是最愿意面对现实的，他比最有名望的医生都先判断这是一场鼠疫，他对政府积极提议各种有效的措施，他从头到尾都是超负荷地工作，脑海里浮现他工作的画面是面无表情，甚至有些机械性地一项一项有条不紊地战斗，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是最有人情味的一个，不单是体现在他给穷人看病，有些还不收取费用，更重要的是，书中主要的几个人物，都是把他当作朋友，愿意着他谈心。他思念自己的病重的妻子，但是他为了他“本职工作”，却一直压抑着自己的情愫。是的，这是一个压抑的人，在他的观念里，应该是面对现实，然后本职工作是一一解决现实所带来的困难。我想，这确实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替自己解决问题的过程，其实是在替他人解决问题，所以悲观主义者总是把痛苦留给自己。或者，对他个人来说，是“悲观”的，但对于其他人，则未必如此。

塔鲁，一个健壮的，主动对里厄提出要当志愿者并组织志愿者的人，在相当长的篇幅里，他只是作为一个叙述者，叙述别人的叙述者。只在某个他和里厄都被压力压得透不过气来的时候，他才在里厄面前叙述自己。他生在富足的审判长家里，父亲原本为了刺激他子承父业而带他去现场听审判，不曾料到他对死刑犯产生了极大的同情，不单离家出走，而且从此为反对判处死刑而到处战斗。但是他战斗的过程也迷茫了，他发现谁都可能是凶手，或者凶手的助手，即使是被害者，他真的迷茫了，他深深地陷入理想的泥泞里，他说他一直就处于鼠疫之中，并认为每个人都可能感染了鼠疫，这包括了信仰，情绪等。为了摆脱鼠疫，他只是努力地帮助弱势的一方，他一直战斗，他一直在寻求“心的安宁”。虽然塔鲁没有里厄出场的机会多，但是作者借助他的口，说出很多自己想要表达的观点。塔鲁是一个是实在在的悲剧人物，在最后，要宣布鼠疫结束，全民振奋的时候，他却染让了两种鼠疫病毒，虽然他努力地战斗，里厄跟他一直战斗，最终还是输了，他在别人欢乐的时候悲惨地离开人世，这是突出他的悲剧色彩，还是继续“实事求是”？现实中，天主（书中的信仰）总是喜欢跟人开玩笑的。又或者，只有死亡，才能使塔鲁实实在在地摆脱痛苦，找到他一直追求的“安宁”。

朗贝尔，一个到此地一游的记者，却因为鼠疫被困于城里。他除了爱情，什么都不相信，所以他无法忍受被隔离的分居两地。他上窜下跳，联系地下途径，坚韧不拔地要想方设法要离开这个“不是他的城市”，然而得到可以离开的时候，他却忽然放弃了，决定继续当志愿者。他以为他离开了会一直想着这个事情，从而“影响对她的感情”，这似乎也是非常现实的一种情绪，或者说是一个正直的人的情绪，自然，这也是一个很理性清晰的认识。作者在描写他设法离开这个城市，用了相当多的笔墨，包括他对里厄，格鲁的自我辩解，似乎这一切都是为了烘托最后一笔，他决定不离开了。他决定不离开那一瞬，或者也是他终于不痛苦的时候了吧，他是个幸运儿，最终活下来，圆满自己的爱情。

格朗，一个底层的可怜的政府里的“临时工”，因为爱情辍学，“政府领导”早早应允“转正”却一直未果，结果是，妻子离家出走，自己到年老还做着最底层的辛苦底薪工作，还落下气喘病，他是个善良的人，所以在如此艰难，他也是里厄医生的志愿者，他说他写作，事实上是反复地写一句话写了50页，真真的可怜儿。而跟塔鲁相反的是，他感染鼠疫，以为必死无疑了，绝望中把他那之写了一句话的珍贵的50页书稿付诸一炬，结果他却神奇地活了下来，或者现实总是不会让人把所有悲惨都得去了。

科塔尔，一个有罪的人，因为鼠疫，他忽然过得如鱼得水，可以通过投机贩卖商品而收入颇丰。因而，他跟所有惶惶恐的人不一样，他喜欢鼠疫，所以当要宣布鼠疫结束的时候，他一再恐慌，希望这种人人盼望结束的灾难继续下去。而最终结束，他也疯了。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个案，怕是有些底层的，不能融入于人群的人儿，都是希望有一场灾难，这样他就可以跟大家融为一体，得到他前所未有的体面的尊重。所以，从来都不缺乏天下为恐怖乱的人。

虽然说里厄很客观现实，似乎没有过多感情，或者说加缪如此，但是对儿童的珍爱，却依然让我感动。文中详细描写了推事儿子从得病到死亡所经受的折磨和痛苦，用了大量的细节描写，包括对旁观者难以接受的旁衬，甚至，连教士都无法接受一个孩童的磨难，在他们的眼中，如果说灾难是天主对人的惩罚，是让人救赎，但是纯洁的儿童，何罪之有？所以，连教士都快忍受不了，也无法解释，于是发表了一通在所有当事人都奇怪的言论，其实怕都是给自己的信仰和心安找一个出口。但是不管如何，西方这种对儿童的珍爱，还是让我很受感动。

书中还多次描写鼠疫让大家在一起，不管你是什么地位，不管什么信仰，面对死亡，大家都是平等的，只是大家都不需要这种平等。同时，在物资缺乏的时候，大家又是非常不平等的，但对于盼望疫情结束和结束后的狂欢，大家又是一条心的。书中客观地地描述人的自私与包容，描述了人与人之间复杂地微妙的社交情绪，没有特意烘托，却是实在的。

还有一点让我感慨的是，近来非洲埃博拉让人惊恐，我很好学地问了一个学医的同事，为什么那么多病源发生在非洲，跟贫穷有关系么？同事告诉我，任何传染病毒的抑制最基本的办法就是抑制病毒源，因为非洲的贫穷落后，导致难于隔离，而疯狂起来。而《鼠疫》这本书发生的年代，法国已经非常好地实行了很科学严格的隔离措施。这样想来，同在一个地球，区别确实相差挺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