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点让我感慨的是，近来非洲埃博拉让人惊恐，我很好学地问了一个学医的同事，为什么那么多病源发生在非洲，跟贫穷有关系么？同事告诉我，任何传染病毒的抑制最基本的办法就是抑制病毒源，因为非洲的贫穷落后，导致难于隔离，而疯狂起来。而《鼠疫》这本书发生的年代，法国已经非常好地实行了很科学严格的隔离措施。这样想来，同在一个地球，区别确实相差挺远的。”

一气读完了鼠疫这本书，这是一段时间以来难得的阅读体验。不知道是秋乏令人烦躁，还是本身的心烦意躁，已经相当一段时间都把书读成半拉子了。但是鼠疫，不算多有情节，多有可读性的一本书，却出乎意料地吸引我快速阅读完。每个人都感染有鼠疫，这是文中塔鲁说的一句话，怕是极端赞同，才得以喜欢这本书。

加缪，很早知道的一个作家，但仅此知道这个名字而已，关于他的任何，都没有做过一点了解，知道现在，对他的了解，就是《鼠疫》这本书的译者的一点介绍，说他是一个悲观主义，在这本书里，体现的或者说是一个积极的悲观主义者。从头到尾，没有体现出很激扬，很振奋的场面，只是一个个脚踏实地，面对现实，寻求解决办法人物，无怪乎，加缪是一个著名的存在主义者。

里厄，文中的主人翁，一个普通的医生，他有救死扶伤，牺牲自我的精神，但他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伟大的圣人，书中从头到尾，也未曾有一丝烘托他“伟大高尚”的意思，他仅此以为自己所有的工作就是“为了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是在寻求“实事求是”（我不知道原文是什么词汇，但是凭感觉，这个词是翻译得不那么恰切的，或者只是译者适合国内的一些时令的翻译）。里厄，给我的感觉是，他从头到尾，都是有些抑郁寡欢的（这是悲观主义者的特征么？），但是，他也是从一开始就是最愿意面对现实的，他比最有名望的医生都先判断这是一场鼠疫，他对政府积极提议各种有效的措施，他从头到尾都是超负荷地工作，脑海里浮现他工作的画面是面无表情，甚至有些机械性地一项一项有条不紊地战斗，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是最有人情味的一个，不单是体现在他给穷人看病，有些还不收取费用，更重要的是，书中主要的几个人物，都是把他当作朋友，愿意着他谈心。他思念自己的病重的妻子，但是他为了他“本职工作”，却一直压抑着自己的情愫。是的，这是一个压抑的人，在他的观念里，应该是面对现实，然后本职工作是一一解决现实所带来的困难。我想，这确实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替自己解决问题的过程，其实是在替他人解决问题，所以悲观主义者总是把痛苦留给自己。或者，对他个人来说，是“悲观”的，但对于其他人，则未必如此。

塔鲁，一个健壮的，主动对里厄提出要当志愿者并组织志愿者的人，在相当长的篇幅里，他只是作为一个叙述者，叙述别人的叙述者。只在某个他和里厄都被压力压得透不过气来的时候，他才在里厄面前叙述自己。他生在富足的审判长家里，父亲原本为了刺激他子承父业而带他去现场听审判，不曾料到他对死刑犯产生了极大的同情，不单离家出走，而且从此为反对判处死刑而到处战斗。但是他战斗的过程也迷茫了，他发现谁都可能是凶手，或者凶手的助手，即使是被害者，他真的迷茫了，他深深地陷入理想的泥泞里，他说他一直就处于鼠疫之中，并认为每个人都可能感染了鼠疫，这包括了信仰，情绪等。为了摆脱鼠疫，他只是努力地帮助弱势的一方，他一直战斗，他一直在寻求“心的安宁”。虽然塔鲁没有里厄出场的机会多，但是作者借助他的口，说出很多自己想要表达的观点。塔鲁是一个是实在在的悲剧人物，在最后，要宣布鼠疫结束，全民振奋的时候，他却染让了两种鼠疫病毒，虽然他努力地战斗，里厄跟他一直战斗，最终还是输了，他在别人欢乐的时候悲惨地离开人世，这是突出他的悲剧色彩，还是继续“实事求是”？现实中，天主（书中的信仰）总是喜欢跟人开玩笑的。又或者，只有死亡，才能使塔鲁实实在在地摆脱痛苦，找到他一直追求的“安宁”。

朗贝尔，一个到此地一游的记者，却因为鼠疫被困于城里。他除了爱情，什么都不相信，所以他无法忍受被隔离的分居两地。他上窜下跳，联系地下途径，坚韧不拔地要想方设法要离开这个“不是他的城市”，然而得到可以离开的时候，他却忽然放弃了，决定继续当志愿者。他以为他离开了会一直想着这个事情，从而“影响对她的感情”，这似乎也是非常现实的一种情绪，或者说是一个正直的人的情绪，自然，这也是一个很理性清晰的认识。作者在描写他设法离开这个城市，用了相当多的笔墨，包括他对里厄，格鲁的自我辩解，似乎这一切都是为了烘托最后一笔，他决定不离开了。他决定不离开那一瞬，或者也是他终于不痛苦的时候了吧，他是个幸运儿，最终活下来，圆满自己的爱情。

格朗，一个底层的可怜的政府里的“临时工”，因为爱情辍学，“政府领导”早早应允“转正”却一直未果，结果是，妻子离家出走，自己到年老还做着最底层的辛苦底薪工作，还落下气喘病，他是个善良的人，所以在如此艰难，他也是里厄医生的志愿者，他说他写作，事实上是反复地写一句话写了50页，真真的可怜儿。而跟塔鲁相反的是，他感染鼠疫，以为必死无疑了，绝望中把他那之写了一句话的珍贵的50页书稿付诸一炬，结果他却神奇地活了下来，或者现实总是不会让人把所有悲惨都得去了。

科塔尔，一个有罪的人，因为鼠疫，他忽然过得如鱼得水，可以通过投机贩卖商品而收入颇丰。因而，他跟所有惶惶恐的人不一样，他喜欢鼠疫，所以当要宣布鼠疫结束的时候，他一再恐慌，希望这种人人盼望结束的灾难继续下去。而最终结束，他也疯了。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个案，怕是有些底层的，不能融入于人群的人儿，都是希望有一场灾难，这样他就可以跟大家融为一体，得到他前所未有的体面的尊重。所以，从来都不缺乏天下为恐怖乱的人。

虽然说里厄很客观现实，似乎没有过多感情，或者说加缪如此，但是对儿童的珍爱，却依然让我感动。文中详细描写了推事儿子从得病到死亡所经受的折磨和痛苦，用了大量的细节描写，包括对旁观者难以接受的旁衬，甚至，连教士都无法接受一个孩童的磨难，在他们的眼中，如果说灾难是天主对人的惩罚，是让人救赎，但是纯洁的儿童，何罪之有？所以，连教士都快忍受不了，也无法解释，于是发表了一通在所有当事人都奇怪的言论，其实怕都是给自己的信仰和心安找一个出口。但是不管如何，西方这种对儿童的珍爱，还是让我很受感动。

书中还多次描写鼠疫让大家在一起，不管你是什么地位，不管什么信仰，面对死亡，大家都是平等的，只是大家都不需要这种平等。同时，在物资缺乏的时候，大家又是非常不平等的，但对于盼望疫情结束和结束后的狂欢，大家又是一条心的。书中客观地地描述人的自私与包容，描述了人与人之间复杂地微妙的社交情绪，没有特意烘托，却是实在的。

还有一点让我感慨的是，近来非洲埃博拉让人惊恐，我很好学地问了一个学医的同事，为什么那么多病源发生在非洲，跟贫穷有关系么？同事告诉我，任何传染病毒的抑制最基本的办法就是抑制病毒源，因为非洲的贫穷落后，导致难于隔离，而疯狂起来。而《鼠疫》这本书发生的年代，法国已经非常好地实行了很科学严格的隔离措施。这样想来，同在一个地球，区别确实相差挺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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